"小说必须有一定的文学式的故事。"
在编织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既要正确地描写实际历史事件,又要从文学上编织故事情节,这是很重要的｡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经常出现在承认过去实际进行的历史事件事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事件转化为人学的故事的难题｡
文学是人学。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即使令人印象深刻地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事实,都不能摆脱历史记录性质的文章。
历史事件,只有名副其实地转向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故事、关于人类命运变化的故事,才能得以文学化。
把历史事件转变成人学的故事,意味着把历史事件崭新地再现为包含有意义的人学问题的戏剧性故事、由人性格的变化和发展组成的人的命运发展故事。
小说必须有一定的文学故事｡
小说是故事文学。
小说的故事不应该是生产业务上的普遍性故事,而应该是包含人的命运问题的戏剧性故事,这就是文学故事。
高丽时期历史人物文益点历史资料记载着爱国官僚文益点作为外交使臣到元朝,难得弄到十颗棉花籽,藏在毛笔杆里回国的故事,以及家乡镇州地方跟丈人郑天益一起种棉花,精心侍弄,但只有一株活了下来,把种子分给村民广泛栽培的故事。
这是反映文益点非常令人震惊和感人的爱国行为的历史事实,但关于棉花种子能否运进祖国、棉花种植能否成功等故事只不过是一个生产业务性的故事而已。
因此,这个史料故事不能成为小说的故事｡
要把这个故事变成人学的故事,就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有意义的关于人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发现文学故事。
短篇历史小说《甲申年的使臣》提出文益点即使被扣上叛国罪人的罪名,也只选择自己回到祖国的命运契机,唯有在任何瞬间也绝不背叛祖国的人才能取得民族史上留下爱国功勋的主题,把文学故事定为选择等待死亡的祖国之行,而非享受富贵荣华之路。
文学故事是一种与故事情节不同的概念。
在一些作家中,也有一种偏向,即把文学故事简化为故事情节,以表现的概念来理解｡
把故事情节概括起来,就会出现一个具体的情节,以谁和谁为了某某目的,以某某方式局限在相关小说中,而这不是文学故事｡
小说的文学故事通常表现为一个句子｡从故事情节上讲,不是文学故事,而是以简洁的戏剧故事的形式集中表现文学故事。因此,故事情节相同的小说是绝对不存在的,但文学故事相似的小说往往存在｡
例如,仇人家族的青春男女所相爱的文学故事,产生了许多变种的多种作品｡但文学故事相似,其故事情节并不尽相同,反而具有截然不同的个性｡
当然,原则上,文学故事最好发现于每个作品和小说。
然而,文学故事有可能相对地活跃运用。
通常,创作家们以文学故事来回答要写什么样的小说的问题｡因为文学故事里蕴含着决定小说文学性的有关人的问题和戏剧｡听文学故事,可以预料到作者想说些什么,会讲什么有趣的故事｡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文学故事从更有意义､更有趣地传达历史事件､事实的方向去探索｡
那么,如何以历史事件为基础探索文学故事呢?
探讨历史小说文学故事的途径,首先是以人为中心剖析历史事件、事实的戏剧性因素,探索人类命运的故事、人学的故事。
文学故事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意味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正常的生活流动被打破,期望被推翻。
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作家不应该在自己的头脑中设计文学故事,而应该从历史事件中找出来｡
历史事件蕴含着戏剧性因素。
在历史事件所具有的各种戏剧性因素中,要找出能够规定历史事件的核心戏剧性因素,把它规定为一个简洁的故事。
在分析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时,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导致历史事件戏剧性变化的人格变化上。
当历史事件不是事件的变化,而是人的命运的变化时,就会成为文学故事｡
要成为人学的故事,就要成为关于人的故事、关于人类命运发展和变化的故事。
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故事不能如实地传入的原因所在。
就拿历史事件来看,大体上都是在当代时代值得大书特书的冲击性和戏剧性事件,但绝不是照搬历史事件,而是文学故事。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要以历史事件为基础,从实际历史人物的戏剧性性格中发现文学故事｡
历史记载着历史人物的行为与自己正常的性格逻辑不同。
换句话说,存在着人物性格发生质的变化的历史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以历史人物戏剧性性格变化为前提,可以探讨文学故事｡
一个角色改变成某一性格人物的故事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当这种性格剧变的因素成为社会问题时,就会成为文学故事｡
在历史事件中推出文学故事,重要的是从历史人物性格的核心——思想精神世界的质的变化中探讨文学故事。
历史人物脱离正常的生活潮流,意味着不该那样行动的人物,决不能那样行动的人物,施行了它。
历史人物脱离正常的生活潮流,可能有种种原因｡
当历史人物在正常生活流中的偏离不是人物的偶然行为,而是由思想变化而来的必然行为时,人物性格的变化可以定义为文学故事｡
在改变前的性格与改变后的性格对比中,当其性格变化的根源是社会政治性质的时候,换句话说,当社会问题产生的性格质的变化时,可以将人物性格的变化确定为一个句子,作为文学故事来表现｡
在壬辰卫国战争时期,带头进行粉碎倭寇斗争的人中,有李舜臣这样的武官,也有像西山大师和使命党那样的僧人｡
西山大师深入研究佛教教义,在1549年(明宗4年)升课合格,早在30多岁就成为宣宗系列知名学者之一,带领许多门徒｡
1592年壬辰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在妙香山号召全国僧侣投入义兵斗争。
全国许多僧侣应邀投入斗争,他在顺安法兴社以约1500名僧兵组成义兵部队,以八道十六宗道总燮(总队长)为名｡
他虽然年逾70岁,但带着乘兵向平壤进军,参加了夺取平壤的战斗。
乘兵进攻牡丹峰的敌阵,占领了其中的一部分,为我军的战斗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是西山大师历史记载的含义。
西山大师以高龄的躯体击溃倭寇,带头引领乘兵,可以说是奇妙而戏剧性的故事。
但更为戏剧性的是,站在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的战斗前头的人,不是别人,就是禁止杀人的。这也不是普通僧侣,而是因为善与德望兼备、时才卓越,是佛教界出名的巨人。
但是,因为国家发生了战乱,疆土染上百姓的鲜血,贵重的人被倭寇的刀枪打得死气沉,就坐视不下。
于是,西山大师号召僧兵投入义兵斗争,自己亲自作为僧侣的身体成为道总燮(总队长)领导了义兵部队。
这说明,当国家面临危险时,西山大师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是这种心理上的戏剧性变化,把长篇历史小说《西山大师》的文学故事定下来｡
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文学故事是佛教界老僧一辈子宣扬不要杀生的号召,号召打外敌,走在前头的故事｡
只要是为了好中生,杀人不是杀人,反而成为不保自杀的慈悲。热爱祖国的心愿山中重也不例外,这就是西山大师提出的新的戒律和主张。
正是这种原型人物性格的戏剧性变化,才被设定为这部小说的文学故事｡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人物因性格矛盾而经历的曲折,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用文学故事来说明｡
文学故事是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戏剧性故事。
社会所造成的历史人物的命运曲折,是文学故事的基础｡
历史人物之所以遭遇命运的曲折,是因为社会和历史人物的志向之间的矛盾､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心理矛盾｡
这种矛盾阻碍了历史人物的人生道路。
历史人物的志向是进步的,如果积极、社会制度或秩序不允许或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人物的命运就会走曲折的道路。
当历史人物的命运蕴含着深刻的曲折时,当其曲折成为该社会所造成的悲剧时,可以把这种曲折的人生定为一个故事,作为文学故事｡
例如,历史人物崔益贤是因染上封建忠军思想的世界观和时代局限性而牺牲的悲剧性人物。
崔益显是以搞好上诉斗争而著称的人物｡
当时,崔益显在队员军政治中犯了错误,就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上诉｡
崔益显上诉运动的基石里摆着对王的信任和绝对的封建忠军思想｡
但是,当爱国心强的崔益显为反对"江华岛条约"进行上诉斗争时,沙皇总是默不作声。
崔益显在七十多岁的百发时代放弃了上诉斗争,终于拿起刀投入了义兵斗争｡
突然,关军同日本鬼子"讨伐"队一道向崔益贤的义兵队进攻｡
崔益显在义兵队的命运危在旦夕,刀刃掉在崔益显自己的脖子上的那一刻,也认为同官军作战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放弃战斗,自己放刀刃｡
崔益显被官军逮捕,被押送后,至今还为皇帝的幻想所俘虏,请求他给皇帝当真诚,但亲日傀儡政府终于把崔益显移交给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秘密把他押送到了札岛。崔益显在札岛以73岁高龄的身体绝食殉国。由于坚信皇帝,崔益显和他的义兵队的命运也以悲剧告终。
封建儒生崔益贤的矛盾,是沾染彻头彻尾的封建儒教思想,盲目地把皇帝绝对化的忠心疑虑和对皇帝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过激地招致的亡国事态的怀疑之间的冲突｡
崔益显因未能消除这一矛盾,未能放弃对皇帝的盲目信任和忠诚,未能从对皇帝的幻想中摆脱出来,而丧命的人物。
从这种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在短篇历史小说《乙巳年翌年》中,以崔益贤所期望的皇帝遭遇死亡的故事,即最信赖的人被背叛的故事为文学故事｡
如上所述,历史小说的创作可以把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事实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命运故事转化成文学故事｡
探讨历史小说文学故事的途径,其次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主题,然后发现能最鲜明､最令人震惊地传达主题的戏剧性故事｡
文学故事大体从两个方向探索｡
一是在素材中隐含文学故事,通过挖掘素材的戏剧性因素来确定文学故事。
二是在素材中发现主题,然后建立最深刻､最清晰地传达主题的文学故事｡
文学故事使作者能够以一种情感和情感方式向读者传达他想说的话题,而不是一种声明性。
同样的主题思想,也取决于什么样的故事,多半地影响着人们的感受。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重要的是探索以历史事件事实为基础,最正确､最鲜明地传达文学故事｡
文学故事,也可以说是把主题改为具体的人的故事｡
作者必须苦苦钻研,在什么故事中载着这个主题,才能正确地传达作者想说的主张｡
在探索了文学故事之后,他问他为什么产生了这种脱离正常生活潮流的戏剧性故事,并对其解答以作品的主题对齐,就正确地指出了文学故事的方向｡
在长篇历史小说《焚风》中,作者提出的主题是:谁献出生命平息倭寇的战乱,捍卫了疆土?
小说指出,代表和统治所谓国家的封建统治集团,不把国家的权益放在眼里,同敌人毫不犹豫地携起手来,只顾个人利己的国家逆贼;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献出鲜血保卫疆土的爱国者。
作者探索了文学故事,以便这种主题思想可以在戏剧性的形象中刻画｡
即把赶走倭寇的"英明"王推上去,使倭寇更加盛行,百姓自己把同倭寇打仗的故事推上了文学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黄铜的愿望,就是从三浦赶走在朝鲜土地上任意开阔,给朝鲜人带来种种不和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日寇。
黄鼠狼认为,日本鬼子如此横行霸道,是因为残暴的工资(演说军)和奸险,便加入了赶走他们的反正阴谋。
但就在反政开始之前,黄铜突然意识到反政阴谋的可怕内幕｡
从倭村的小头子秀吉拉身上来的信, 内容是:只有把兵器交给反正军, 才能解决扩大倭村围墙的问题;已经订了半正的主谋和约定, 要尽快把兵器派到日本村去, 尽快把日本村的围墙扩大起来, 为把本土和大马道的军队引进倭村内做好一切准备。
顿时,黄铜象天塌下来似的｡
黄铜棒子为消灭倭寇村而拼命挣扎的这一反正,带来了倭寇的扩大。
黄铜蹦蹦跳跳,但半精却施行｡
当反政成功,"聪明"新工资和反政有关者掌握政权时,在工资和统治集团的默许和助长下,日本村反而扩大,日本鬼子变得更加蛮横｡
被赶出乡下的黄铜和村民们都认识到,封建统治集团才是为了讨好自己的肚子,同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鬼子毫不犹豫地携起手来的逆贼,是同日本鬼子狼狈为奸,践踏人民的敌人。
黄铜铭记自己要靠自己的斗争保卫自己宝贵的生活家园、家乡,站在抗衡英勇倭乱斗争的前头。
因此,小说建立了一个紧密计算的文学故事,使文学故事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主题的澄清过程。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探索文学故事,不仅要从正确地描写主题的方向看,而且要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向看｡
在一些历史小说中,故事情节得不到应有的吸引力,是因为文学故事未能正确探究,就匆匆编出了故事｡
从历史小说故事情节组织中出现的偏向来看,偏重于把历史事件改组为题材故事情节方面,不能充分保障故事的极性｡
或者在一个作品中,为了阐明主题,故事情节和戏剧所体现的故事情节分别存在偏向｡
这不是文学故事的主人公所反映的,而是因为其他人物所反映的偏向｡
小说的主题､文学故事和主人公的性格应该融为一体｡
主题和文学故事的承担者是主人公,主人公的性格要体现主题和戏剧。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文学故事也应该是主人公的故事,能够最深刻､最感动地描写主题｡
但是,要本着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再现有关历史事件的原则,探讨文学故事。
长篇历史小说《郁陵岛》以爱国者安龙福的单身守卫了我国宝贵疆土的一部分,为题材问世。
安龙福以爱国精神和出众资质两次进行茨岛之行,在郁登岛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为朝鲜领土的历史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凡而戏剧性但务实的故事。
小说以朝鲜封建国家所谓国家"代表"的政府官员对郁陵岛问题采取的怯懦态度和安龙福不顾生命危险守卫郁陵岛等平民的长差距的对比问为题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是守卫这片疆土上的真正主人?
小说探索了文学故事,以便更戏剧地描写主人公为捍卫这块土地而献出一切的爱国性质､主人翁的姿态｡
小说把安龙福为了救爱人到日本受尽苦难,最后在救爱人的瞬间,选择郁陵岛而不是爱人的情景,即在雄心勃勃地终于得到实现的瞬间放弃爱人的故事定为文学故事。
由于这种文学故事的发现,小说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是否守卫岛屿的业务性故事上,而是描写了守卫爱人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守护郁陵岛上许多人的后代人生活的命运的故事。
在先探讨历史小说题材的基础上,探讨文学故事,不要放过的问题,不是把文学故事编成虚构的故事,而是要本着彻底地再现实际历史事件､事实的原则去探究｡
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表明,小说的戏剧性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现什么样的文学故事,进而决定小说的成败｡
历史小说未能完全发现文学故事,不能完美地具备文学的面貌｡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文学故事的探索过程是一个需要作家更高素质的创作过程｡
当作者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加倍于文学故事的发现时,就会出现文学､文学性强的历史小说｡
